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的發展歷程及新機遇

編者按：在新中國成立75周年這一重要年份，中國國家元首的年度首訪，選擇了歐洲。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在當前動蕩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中歐關系具有戰略意義和世界影響，關乎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敝袣W有著友好交往的良好傳統，在歷史上曾為突破冷戰藩籬作出重要貢獻。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歐間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而作為區域間交往的基礎和潤滑劑的中歐教育交流合作也日趨多元和深入，學生互派、合作辦學、聯合科研……從政府到地方高校，從頂層設計到實踐創新，從高等教育、職業教育到基礎教育，中國和歐洲各國開展了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的教育交流合作，對促進雙方教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在疫情和地緣政治雙重影響下，國際環境日趨復雜，更需要中歐攜手共同應對。而雙方也應在風云變幻之中，發現機遇、開拓創新，為中歐教育交流合作開創出一片新天地，發揮好教育在增進民心相通中的關鍵作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美、英、歐洲大陸是我國科研合作最多的國家和地區。隨著中美關系動蕩、英國脫歐走向保守主義，中國與歐洲大陸的高等教育合作變得尤為重要。據歐盟“地平線2020”合作項目數據，2016年-2020年，歐中雙方在科研合作資助機制上分別投入約5億歐元和10億元人民幣，大多集中在生命科學、智能制造等卡脖子科學技術關鍵領域。

基于政策文本及文獻研究分析，1978年至今，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發展經歷了4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Cai&Zheng, under review）：

第一階段（1978年-2002年）：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歐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合作正式開始。在這個階段，中歐高等教育合作剛剛起步，主要通過學術人員的交流建立初步聯系和合作，并通過中歐學術人員的合作發展我國高等教育體系。雙方高等教育合作在這個階段發展相對緩慢。

整體來說，人員流動不斷增加是此階段雙方合作的一個重要特征。其一，中國政府與多個歐洲國家，如德國、英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簽署了合作協議（Zheng&Cai, 2018），促進人員交流。其二，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正式成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以推動人員國際流動。其三，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不斷成長，歐洲與中國的交流也逐漸從文化交流過渡到開展學術合作（Pinna, 2009）。1994年，在中國政府和歐盟聯合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學和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FMD）共同成立了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成為這一階段的里程碑事件。目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已培養了近2.2萬名學生，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認證商學院，并在2018年全球最佳商學院排名中被評為亞洲第一（CEIBS, 2024）。1997年，歐盟啟動的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EU-China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Program 1999-2001）則是該階段另一個里程碑項目，它有效促進了中歐高等教育界學者之間的交流，推進了國內歐洲研究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為中歐關系黃金蜜月期的到來打下了基礎（Xie, 2020）。

第二階段（2003年-2012年）：2003年，歐盟發布了《成熟的伙伴關系：中歐關系中的共同利益與挑戰》，標志著歐盟在協調與中國的合作方面作用加強。與此同時，中國發布了《中國對歐盟政策文件》，明確了中歐可以通過學術合作推動雙邊伙伴關系發展。這兩份文件的發布標志著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進入了新階段。同一年，我國頒布《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鼓勵國內大學與世界知名大學合作設立聯合學術項目，也為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營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Cai&Zheng, under review）。

在此階段，越來越多的機構與平臺項目合作逐步展開。例如，2010年中歐清潔能源中心啟動，多個中歐研究人員合作平臺，如歐洲學者在華平臺（Platform for European Researchers' Networks in China）和歐洲科研人員網絡中國區辦公室（EURAXESS-China Office）陸續成立（Zheng&Cai, 2018）。2011年，北京師范大學作為首個中國伙伴院校加入歐盟伊拉斯謨碩士聯合培養項目——高等教育研究與創新項目（MARIHE）（Cai, 2013），并持續至今，已招生9屆，為中歐乃至全球培養了高等教育研究及實踐前沿的頂尖青年人才。

第三階段（2013年-2018年）：2013年發布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標志著雙方合作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度。在這一階段，中歐雙方目標一致，認為對方是對彼此有利的戰略合作伙伴、推進全球多元治理的重要力量，并且可以通過中歐合作，實現雙贏局面（Cai&Zheng, under review）。

這一時期，中歐高等教育在跨國合作機制、聯合科研和人才培養等多個維度快速發展。在跨國合作機制方面，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于2012年建立，與中歐高級別戰略對話、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共同成為支撐中歐合作的三大支柱。通過中歐高級別人文交流對話機制，中歐在教育、文化、青年發展、體育和性別平等等領域的決策者和實踐者定期開展討論，交流中歐合作的想法與良好舉措，共同推進相關領域的發展。在聯合科研和聯合人才培養方面，中歐高等教育合作快速發展。教育部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共有28個中歐聯合科研機構、171個中歐聯合人才培養項目成立。中國逐漸成為歐盟及各成員國認可的高等教育重要合作伙伴，其在支持對華高等教育合作經費方面做出一定傾斜。2013年，中國被列為參與伊拉斯謨+項目的前五大非歐盟伙伴國家之一（Zheng&Cai, 2018），多個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如歐盟-中國博士教育合作項目（EU-China Doc Project）和中歐大學治理和學術領導力項目（EU-China LEAD Project）都是這一階段的產物。

第四階段（2019年至今）：2019年以來，受地緣政治與疫情影響，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發生了復雜變化。在這一階段，矛盾與發展并存是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的主要特征（Cai，2023）。隨著“一帶一路”倡議與“雙一流”建設等國際化政策的展開，中國保持著“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國際合作戰略（Braun St?elcová et al., 2022），并逐漸成為世界格局的引領者之一（Zheng&Li, forthcoming），這逐漸引起歐洲重新審視中國在國際舞臺的角色。2019年，歐盟發布了《歐中戰略展望》，將中國重新定位為合作伙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中歐仿佛“訂婚但未完婚”的合作伙伴（Braun St?elcová, 2021），強調在不脫鉤（decoupling）的情況下實現去風險化（derisking）的合作，保障歐洲高校的學術自主權和數據安全（Cai&Zheng, under review）。在歐盟發布了《歐中戰略展望》的同年及隨后幾年，荷蘭、瑞典、芬蘭分別出臺了對華合作戰略文件，提出要采取更平衡、更現實的對華合作戰略（Mardell, 2023）。

在此背景下，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開始遭遇一些挑戰，但也面臨許多新的機遇。特別是2023年，中國高校嘗試重新恢復與歐洲高?；ピL的過程中，部分中國高校發現難以與歐洲高校開展新的合作，疫情之后歐洲來華學者人數也有所減少。但同時，筆者也觀察到，其一，更多中歐應用技術型大學的交流和合作正在展開。例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同濟大學、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國際合作聯合會、柏林技術與經濟應用科學大學、茨維考西薩克森應用科學大學、齊陶/格爾利茨應用科學大學等六方正在上海市臨港區合作籌建“上海中德科技大學”。未來應用技術型大學合作可能會成為中歐高等教育合作新的藍海。其二，未來港澳臺地區與歐洲的高等教育合作也可能迎來更多新發展。2023年底，香港教育大學正式成立全球芬蘭教育研究所（GRIFE），加強與芬蘭院校的合作，推進香港、內地乃至全球的教育發展。這預示著香港-芬蘭教育合作將逐漸成為未來中芬教育合作的重要板塊。其三，在新能源、氣候變化等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方面，更多的中歐科研合作和創新也正在進行，可能給中歐高校帶來新的合作機遇。例如，同濟大學成立的中德聯合研究中心，作為中德合作學科交叉的國際科研合作平臺，將圍繞中德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需求，圍繞智能科技、綠色發展兩大主題，開展交叉融合研究，正是人類發展所亟需。其四，基于中歐聯合科研開展高層次人才聯合培養，也會是未來合作的新方向。結合中德聯合研究中心，同濟大學還成立了中德博士生院，把國際科研合作與人才培養有機結合，形成重大科研成果，有效利用中德合作中的各方資源，共同培養國際一流人才，這也將是未來值得進一步探索與推廣的中歐高等教育合作新模式。

綜上，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經歷了從初期的探索性合作到黃金擴展期的快速發展，再到當前階段面臨的挑戰。應對當前階段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環境的復雜性，中歐高校需要建立更多積極的學術對話，減少雙方的顧慮與猜疑。同濟大學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旨在通過構建彼此信任、平等開放的交流平臺，增進中歐雙方理解，形成維系信任基礎的中歐高等教育合作學術網絡。同時，筆者呼吁更多研究關注歐洲在高等教育與科技領域對華合作的變化，共同推進中歐高等教育合作安全化，探索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的新機遇和新模式。（作者蔡瑜琢系芬蘭坦佩雷大學管理與商學院副教授、同濟大學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蔡三發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同濟大學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聯席主任；鄭高明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同濟大學中歐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6期）